田地散文
TiandiEssay

想 起 母 亲


    我的依然在的母亲,以她八十三岁的风中之烛,就要把生命的光亮进二十一世纪的大门;沉浮于都市人流里的我,抬头望月,忽然想起。

    关于母亲,身后这个世纪里发生的许多事,对她有所谓也无所谓;因为国家大事,她基本不关心。当然,她知道毛主席早谢世了,现在是江泽民当主席,天下仍然是共产党的。过去的世纪里,她所做的大事也不多,称得上事业的,大抵只有养育了九个儿女(我属家中“老九”),这样,她这一生的错误便特别少。但有两件事她应该很后悔:一是民国年间,她没让我父亲去当红军,以致于她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乡下;二是国民党抓壮丁逃难时,她不该用手帕捂住哇哇乱叫的婴儿(那是我的兄长!),以致于父亲虽亡命天涯,孩子却窒息而死,否则,她以十个孩子的母亲活到今天,更加光荣。

    其实,母亲的跨不跨世纪,于她很不重要。儿孙们都长大了,甚至有的也老了,该怎么样都怎么样了。她的活着已没有什么理想。她的唯一很庄重地在深夜里拽住说的事,就是百年后别把她埋在乡下。

    母亲离开乡下随哥哥姐姐及我,在湘西北山城和深圳都住过,挺习惯的。和我同住时,我还笑过她的少见多怪,她却很自在。她没有读过书,除了认识钱和秤,就只知道扁担倒下来是个“一”字。她连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也不知所云,有次看到片尾她才说:看,那对夫妻又下班了。去年母亲随我过春节时心情很不好,电视里放一个抗日战争的片子,她气愤得年饭都没吃好——她说日本人怎么这么毒,过春节都杀人,还是用刀砍的。其实我亦无法向她解释。她引出的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,应该在属于她的时代解决,现在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,一切都太晚了,我只好让她带着这些疑虑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    母亲在深圳,最怕我把她送回湖南石门,她说她还想去香港,我说香港和深圳的楼房一样高,到过深圳就行了,我怕她去了香港又要去美国。母亲一生没坐过飞机,我父亲在世也只是先于她去机场外的草丛里远远地看过飞机,母亲离开深圳时不是因为有飞机坐,她还不想走。到了石门,她又怕哥哥姐姐送她回乡下。她的怕甚至到了恐惧的程度。她是怕这一去再也回不了城里。她说我父亲就是埋在乡下的树堆里,一点也不好。而她又是不愿给人添麻烦的那种老,见城里家家都不方便,她还是暗中流着泪,在城里住过十多年后,重又让大哥把她送回老家,住在我们出生的地方。听说,母亲临行前,还反过来开导心里不安的哥哥姐姐们,历数回乡下的好:除了穿衣、点灯和盐,吃饭烧柴不要钱,样样家里有;再说树高千丈,叶落归根呵。

    但母亲的心思我们都知道了。她想终在城里。她说人死了就该一把火烧掉。火化是死与生之间最简单的告别,她打听好是用一个精致的盒子装着灰,也很体面。今生在城里没住够,她指望来世就这么待在城里,当牛做马都行。想来该是母亲拉扯大这么多孩子,一个一个象鸟儿一样飞走了,她不愿再守住那个空荡荡的巢……

显然,我的母亲是要跨世纪的了。新世纪于我,要做的事很多。有一件事,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悲伤的清晨或黄昏,奔回远隔千山万水的故乡山城,火葬母亲,便是我想好了,且必须做的。

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    深圳·渔民村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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